中国山水画是中国文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游山玩水的文化意识，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意识，一直成为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从山水画中，我们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再没有哪一个画科能像山水画那样给国人以更多的情感。

中国山水画较之西方风景画，起码早了1000余年。它所呈相的图义，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早在7000多年以前，先古的觉醒便以图案方式纪录下来。艺术不但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想象，还是一种征服自然想象的象征。先古与自然一开始便用艺术的方式对活，逻辑的发现与艺术的鉴赏推演着人们的双眼，让一个天人合一的中国图式由混沌而至清晰，由清晰走向繁华。如今我们能见到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展子虔渤海人（今山东省阳信县），他在山水画上所达到的成就及其绘画方法，直接开启了唐代画家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金碧山水的先河，因而被后世誉为“唐画之祖”。

画史称展子虔的《游春图》为最古的卷轴山水画，据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录》记载：“其画山水，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从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中可领略一二，其背景之山水，就大致是这种“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情形。也就是说，山水在画中，依然是人物的陪衬，虽然勾画已经较前细致，但在比例上还远不能相称，水面狭小不能泛舟，峰峦低矮似是土堆。画面平铺直陈，富装饰感然而缺乏空间感。

但展子虔的《游春图》则大有改善。图纵43厘米，横80.5厘米，绢本，设色。图绘江南早春二月，树叶吐绿，桃杏争芳。一水自左上流下中间，水面宽阔，微波皱起，有游艇轻泛。两岸游人三两成群，沿途观赏春景，或步行伫立，或主骑马而仆随后。小桥连岸，坡后有农舍，而山谷中则寺庙隐现。人、马、舟、桥与山石、树木、江水的比例已经十分合适，树、石近大而远小，江水斜下，两岸错落，树林密布，白云缭绕，显得疏密有致，透视的空间感和纵深感也十分恰当。江水满勾起伏荡漾的波纹，渐远渐淡，天际水天一色。山石树木以细劲流利的墨线勾勒，但无皴笔，树身染深赭色，树叶染浓绿。山石则通体染淡赭色后，石脚染重赭而石身敷青绿重彩。小桥栏杆及寺庙廊柱填朱砂，而人、马、白云则填以白粉。整幅画山石树木的色彩浓郁，但由于中间大片水色的清澈相映，显得艳而不俗。

不过，此图尚有不足之处，如树的造型还嫌单调，枝干少变化，树叶虽已精细至双勾法，但大都平铺而欠生动，而远树则处理稍觉简单，更多装饰意味。比之唐代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尤觉稚拙，但同时却也折射出唐前绘画风格的历史内涵。这样一幅流传有绪、著录详实的珍贵古画，虽然也有争议，但并不影响我们将其视作几乎仅有的唐前山水画的史料价值。而《游春图》除其本身的史料价值，此画还串联着百年前的世事沧桑，激荡起一个时代的历史痕迹，其命运的沉浮，颇让人感慨。

最初它经宋徽宗题签，约在宋室南迁之际即行散出，后归南宋奸臣贾似道所有。宋亡后，元成宗之姊鲁国大长公主得到了它，并命冯子振、赵严、张珪等文人赋诗卷后。明朝初年，《游春图》卷收归明内府，而后又归权臣严嵩所有。万历年间，画卷为苏州收藏家韩世能所藏。入清后，经梁清标、安歧等人之手而归清内府，后清王朝走向灭亡，此画随溥仪出宫被携至长春伪满洲皇宫的东楼收藏，日本投降后，伪满皇宫被洗劫一空，《游春图》也流落东北民间。

1946年初，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开始陆续出现，一经面世，便引起了当时国内各大收藏家们的极度关注，古玩商家们更是蜂拥而至。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赴东北，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回京后，他将一些伪迹和平常之品售于故宫博物院，所得足以赎回本金；然后将一些真迹和精品售于上海以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如唐代陈闳的《八功图》卷和元代钱选的《杨妃上马图》便是因此流出国外。在紧要关头，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卷竟也落到了马霁川的手上。

著名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得知马霁川得到了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后，异常着急，唯恐国宝被商贾转手售出国外。然而，与马氏接洽后，其索价八百两黄金更是让张伯驹进退两难。为免国宝流失，张伯驹一面请墨宝斋的马保山从中周旋，一面奔走告知各家古玩厂商，声明此卷有关历史，决不能流失出境，否则便是中华之罪人，使各商家有所顾虑。在张伯驹回去凑钱期间，张大千也找来了，他的委托人是国民党内政部长张群，并愿意以港条200两黄金直接买走。在当时，香港的金条纯度高，而且是现钱，但古董商担心国民党很快要撤离大陆，担心国宝流失海外，便拒绝了张大千的请求。

另一端，刚用110两黄金买下范仲淹《道服赞》的张伯驹早已经捉襟见肘，十几年里，这位翩翩贵公子为买古书字画早已经散尽万贯家财，最后被迫卖掉了豪宅才凑出黄金。当时的卖方代表李卓卿曾回忆说，张伯驹当时的确已经不富裕，后来又变卖了夫人潘素的首饰，才又凑出40两黄金，最终还欠着30两。但无论过程如何艰难，最终张伯驹将《游春图》收回，并在1952年将此画献给故宫博物馆。

历史的尘埃虽已落地，但《游春图》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进入故宫后，这幅字画已破烂不堪，经研究，故宫博物院决定此画由杨文斌师傅负责，徒弟徐建华做助手。杨文斌在当时有“装裱界的梅兰芳”之称，故宫里80%的画都是经他之手。可即使如此经验丰富的装裱师傅，面对《游春图》依旧难以下手。其徒弟徐建华回忆说，杨文斌不停地吸烟，连着好几天吃不下饭，“不是因为太难了，而是此画太珍贵，就像医生动手术前，要在动刀前把所有问题考虑到，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修复的第一步工作是对画面进行淋洗，去除污迹和霉迹。《游春图》是重彩的绢本青山绿水，时间久了颜色脱胶，容易严重掉色，淋洗前必须要用一定浓度的胶水在画心正面轻轻刷以加固颜色，刷胶一遍往往不够，晒干后用小绒布擦拭，掉色的话还需要再刷一遍。因《游春图》绢薄，胶的浓度非常低，前后刷了三遍，是字画里最不容易固色的一类。

在装裱界有一句话：“纸千年，绢八百。”此时这幅画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绢的拉力早就消失，没有了拉力，清洗完再揭裱时就容易画意错位，因此要用薄浆水的水油纸贴在画心上，使画心固定。徐建华说，《游春图》在此之前一共修复过三次，北宋宣和年间、清代康熙年间大修过一次，民国被马霁川买去后由他徒弟小修过一次。历次修补采用的均是捐补的方法，打开画心，后面早已经填满了旧的补绢条，原画意和印章、文字已经嵌在了补条上，因此原补条不能更换，只能进行加固和添补，补完一周，一共用了700多条补条。

《游春图》的整个修复过程历经一年，徐建华拿出当年修复过程所拍的黑白照片，其背面密密麻麻的白色线条都是捐补用的纸条，看起来伤痕累累，饱经沧桑，但其正面，依旧光洁完整。这些蒙尘了千年的文物，能在漫长的光阴里碰到一位手艺高超、尊重文物修复的修复师，是难能可贵的幸福。如果说先祖们在制物时融入了自己所有的情思，那么在千年后重新对文物进行修复与文物进行对话的修复师肯定也在修复中融入了自己。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些文物看做一个个有生命有灵魂的个体，并且维系住它们的生命，把它们细心地打理妥当，还以尊严，把它们最好的样子重新展示给大家，这就是中国匠工精神的魅力所在。

这两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大火，我们被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的同时，也被文物修复组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所感动。在快时代、功利化的现代，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在庄重伟岸的故宫里还生活着一群默默守护着岁月、远离时代尘嚣、安守本心之人，而其数十年如一日，慢而稳，精而细，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大家风度更是当代的我们羡慕及敬仰的。

“这画卷的重要，实在是对于中国山水画史的桥梁意义，恰像是近年发现的硬质青釉器在青瓷史上的位置，没有它，历史即少了一个重要环节，今古接连不上。有了它，由辽阳汉坟壁画山石，通沟高句丽魏晋时壁画山石，《女史箴》山石，及传同一作者手笔的《洛神赋图》山水，北朝几件石棺山石，以及南朝孝子棺上刻的山水木石及敦煌北魏前期或更早些壁画山石，麦积山壁画山石，才能和世传唐代大小李将军、王维及后来荆浩、关仝山水画遗迹相衔接。”这是沈从文先生对于《游春图》的评价。作为一幅传世名画，其串联起历史，承载起沉浮，时至今日还能存在，离不开千年来每一位怀有赤子之心及匠工精神的人的守护与修复。如今，有缘之人还可以在故宫博物馆看到《游春图》的展览，感叹穿梭千年的历史沧桑，品味中国古代文人那融入山水画的民族气质、古典底蕴以及大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