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慕国士风范 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巨匠以敢于战胜一切艰险、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精神,报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顽强拼搏,自力更生,迎难而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一次次实现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为科技事业的进步,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民族发展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他们的精神是大德、公德、品德在科技界的生动写照,在全社会汇聚正能量、振奋精气神,激励更多人报国为民,赓续创新奋斗的精神血脉。
在这一科学家群体中,有许多生于或长期生活、工作于山东,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和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砥砺“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勇毅担当,激扬“敢为天下先”的创造豪情,勇立潮头、锐意进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郭永怀,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户。1929年,郭永怀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1931年7月,由预科班毕业后转入本科班学习,这时他对光学又产生了兴趣,凭着数学上的专长和对光学的爱好,选择了物理学专业;1933年,考入了北大物理系。
1940年8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仅用半年时间,郭永怀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硕士学位。
1941年5月,郭永怀又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继续深造,郭永怀提出要进行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研究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大课题。经过4年艰苦探索,郭永怀在跨声速流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因而获得了博士学位。
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突破声障是当时航空工程界的攻关目标。胸怀大志的郭永怀和钱学森共同合作,不久就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应聘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
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后来被命名为著名的PLK方法。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不久,美国政府就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禁令一取消,郭永怀就坐不住了,整天和妻子盘算着回国。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乡。就在回国前夕,郭永怀在他的房后园中烧掉了十多年来积累的一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文稿。
回国后,郭永怀立即参与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担任力学规划组副组长,与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等科学家一起制定了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规划。他和钱学森配合得非常融洽,被称为 “卡门学派的中国兄弟”。
1960年,郭永怀加入铸造核盾牌的行列,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形成了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2年为准备爆破第一颗原子弹,成立了场外试验委员会,郭永怀任主任委员,他经常与王淦昌等科学家深入试验现场,经常钻进帐篷与参试人员一起研制加工炸药。他亲自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塔爆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和氢弹爆炸试验,目睹了原子弹爆炸和氢弹爆炸的奇观。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核试验基地回北京,因所乘坐的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在清理现场时,人们发现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东方紧紧相拥在一起,用身体保护着重要的绝密资料。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蒋民华,晶体材料学家、教育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功能晶体研究和开发的先驱者和带头人之一。
蒋民华1935年8月16日生于浙江省临海县。他与山东的缘分是从1952年考入山东大学化学系开始的,在山东工作生活了近60年。
在大学学习期间,蒋民华最感兴趣的两门课是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金刚石、石墨元素相同而性能迥异的事实引发了他对晶体的兴趣。
1958年,蒋民华开始了他晶体生长的生涯,起步的晶体是水声、电声用的压电晶体酒石酸钾钠(KNT)。当时的人工晶体在国外刚刚兴起,在国内还鲜为人知。没有经验、没有设备、没有内行,一切从零开始。经过数年的努力,蒋民华和他的同事们终于突破了培养大晶体的关键技术,终于成功地捧出了第一块重达10公斤的KNT大单晶。
20世纪60年代,蒋民华又把主攻方向转向综合压电性能更为优良的磷酸二氢铵(ADP)晶体,终于找到最佳的生长条件,长出了高质量的ADP大单晶,满足了声纳试验的需要。
80年代以前,我国所研制的都是国外已有的晶体,主要是如何努力长得更大、更好。发展自己的新材料,攀登晶体材料的“处女峰”是蒋民华追求的另一个目标。8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高效激光倍频晶体——磷酸钛氧钾(KTP),美国只有少数实验室在极保密的情况下研制,对设备和工艺条件要求很苛刻。通过国内外调研和综合分析,他敏锐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新材料。于是当机立断,立即组织精兵强将,结合我国实际另辟蹊径。1985年,全世界除美国之外的第一块KTP晶体在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诞生了,经日本权威机构全面测试,主要指标超过美国同类晶体。并且实现了稳定批量地生长出高质量的KTP晶体,在国际上开创了将助熔剂法用于批量生长非线性光学晶体的先河。
21世纪初,在发展第二代半导体薄膜材料,初步实现LED产业的基础上,蒋民华又看准时机,决定切入宽禁带半导体单晶新领域。该项技术国内长期没有过关。在美国被视为战略物资并对我国实施禁运的情况下,只有靠自己力量发展,而生长SiC过去没有工作基础,起步又晚,难度确实很大。要后来居上,就得跨越式发展。他带领SiC课题组不断解决生长和加工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关,从2吋到3吋,从6H到4H,终于掌握了n型和半绝缘SiC体块单晶的生长和加工技术,为实现微波大功率器件从材料到器件整套工艺的国产化奠定了基础。对打破禁运、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跨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又成功地研制出碳化硅单晶炉,并生长出质量不逊于进口设备生长的SiC单晶。碳化硅单晶产业化最后一个难关被成功攻破,实现了从单晶生长炉制造、单晶生长、衬底加工和应用的全部国产化试验。
蒋民华院士毕生对科学和教育事业怀有极大的热诚,在七十高龄以后,仍活跃在科研第一线。蒋民华院士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不顾自己的病体,仍然关心和安排科学研究特别是国际晶体生长会议的组织工作,他在病床上坚持讨论学科发展、平台建设和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他念念不忘为之献身的科学和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李振声,遗传学家,农业发展战略专家、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有“当代后稷”和“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之称,获得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李振声1931年出生于山东淄博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小时候父亲就不幸去世了,是母亲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将他和3个兄妹带大,所以李振声从小就饱受了饥饿的味道。偶然的一次机会,他看到了山东农学院的一则招生广告,上面写着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于是他便报考了这所学院,并且因为从小就挨了不少的饿,他知道农业技术意味着什么,所以大学期间,他一直专注于粮食作物的研究。
毕业之后,李振声就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作,之后又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他前往了大西北的一个小镇研究所,1956年,中国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这种病是由真菌引发的,能够寄生在小麦叶片上,破坏光合作用,导致小麦大量减产,甚至是绝收。看到百姓陷入饥荒的情景,他下定决心开始对小麦进行改良研究,要培养出优良抗病能力的小麦,于是就想到了通过杂交的办法来使得小麦得到得到其他作物的抗病基因。
他系统研究了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并育成了“小偃”系列品种。创建了蓝粒单体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为了有目的、快速地将外源基因导入小麦,他用远缘杂交获得的“小偃蓝粒”育成了以种子蓝色为遗传标记的蓝粒单体小麦和自花结实的缺体小麦系统,并建立了快速选育小麦异代换系的新方法—缺体回交法,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开创了小麦磷、氮营养高效利用的育种新方向,开辟了提高氮、磷吸收和利用效率的小麦育种新领域,,提出了以“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育种新方向。通过系统鉴定筛选氮磷高效小麦种质资源,深入研究其生理机制与遗传基础,培育出可高效利用土壤氮磷营养的小麦新品种,并大面积推广。他育成小麦和长穗偃麦草远缘杂交新品种“小偃6号”,成为中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其衍生品种50多个,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余松烈,中国现代小麦栽培技术的奠基人、小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下放滕县劳动锻炼的五个年头中,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紧张、最兴奋的时间。虽然生活比较艰苦,劳动比较沉重,但我始终沐浴在农民的温暖友情中,是我向农民、向生产实践学习的最佳时刻,我在业务上获得较大丰收。”1959年,余松烈培育出小麦新品种,并主动要求到滕县农村下放劳动锻炼,进行人工小麦精播高产栽培试验。在藤县工作的这段时间,成为他毕生难忘的回忆。
上世纪二十年代,余松烈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商人家庭,时局动荡,从小目睹了旧中国农业生产的艰辛和农民“靠天吃饭”的无助,产生了强烈的学农兴趣。1939年,他考入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在校期间,曾代表学校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高校学生学业竞试并获得农艺系第一名。在这里,他养成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为今后从事小麦育种、精播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毕业后,余松烈致力于农学的教学研究工作。1946年,他创办了上海新农出版社,专门出版农业类书籍,以传播农业科技知识。1949年9月,余松烈到山东大学农学院工作,借助山东小麦主产区的优势,开始了60多年的农业高等教育和小麦科研工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亟需大量粮食,提高小麦单产和总产量迫在眉睫。从那时起,余松烈将自己的青春年华、专业知识、智慧和才能,倾注到了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实践中,并为此奋斗一生。
1950年8月,余松烈在山东大学农学院讲授新遗传学、生物统计学,并创建小麦育种和栽培试验田,利用种间杂交开展分枝小麦的育种工作。1959年,他培育出小麦新品种“山农1号”“山农3号”,研究出小麦深耘断根增产等栽培技术,继而在滕县进行了长达五年的人工小麦精播高产栽培试验。1976年,在山东滕县种精播试验田时,创出了小麦平均亩产638公斤的高产记录。一直到1978年,余松烈才返回学校。
在与麦田打交道的60余年里,余松烈一生的研究成果惠及3亿多亩麦田,累计增产小麦260多亿斤,获得了无数荣誉。1978-1992年,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可在他眼中,更看重的是滕州120万农民赠与他的刻有“科技兴农,功勋卓著”的金质“丰收”勋章。余松烈说,这是他一生中获得的无上荣誉,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没有什么比农民的认可更加珍贵。
2016年4月20日,96岁的余松烈因病在山东省泰安市逝世。弥留之际,还经常在家人耳边重复着,“等身体好了,我还要下田”,他仍然惦记着实现冬小麦亩产800公斤的目标,为我国农业科学教育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刻。
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
郑哲敏,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0年,中科院力学所,一个小型爆炸成形实验正在进行。科研人员屏息静气,只听“砰”的一声,一块5厘米长宽,几毫米厚的铁板被单发雷管炸成一个小碗。大家欢呼雀跃。所长钱学森兴奋不已,拿着小碗给大家看:“可不要小看这个碗,我们将来卫星上天就靠它了。”
随之,在中国,一个新兴的专业就此诞生,钱学森起名为“爆炸力学”。其奠基人便是钱学森的得意门生郑哲敏。
郑哲敏花费近三年时间,深入研究爆炸力学新的理论,阐明基本规律。爆破成形的小碗,就是最早的实验模型。在这之前,郑哲敏是连雷管都没见过的书生,但他心中一直谨记并践行着老师的话——“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白手起家,着手研究。上个世纪60年代,利用爆炸成形研究,郑哲敏团队成功制造出高精度卫星火箭部件。
郑哲敏还接受判断地下强爆效应的科研任务,建立了流体弹塑性理论。他和同事在山沟沟一干就是几年,为该项研究工作理论计算和数字模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1969年前后,郑哲敏和研究集体花了近10年时间进行穿破甲机理的研究,拓展了流体弹塑性理论,他提出用子弹打钢板的办法研究炮弹打装甲的规律,通过准确计算,能够让武器在精确的规定距离里打透相应厚度的装甲,解决了国防难题。
郑哲敏还在爆炸焊接理论和应用研究中,揭示了爆炸焊接机理,奠定了爆炸加工工艺的基础。产业部门就此开发出新工艺,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数十年后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爆炸加工国家,成为爆炸加工产品的出口国。
上世纪80年代,国家急需港口建设,又有产业部门找上门来。建港首先需要处理构筑防波堤下的海底淤泥层,如用挖泥船,需要挖泥、填石两步工序,不仅工期长,耗资大,而且形成回淤导致不安全。郑哲敏提出:用炸药爆炸扰动淤泥,降低淤泥强度,堆石体靠自重作用下滑。这样,排淤和推填石料同时进行,提高了效率,工艺简单,工期缩短1/3,节约成本1/4。
近些年来,郑哲敏还将爆炸力学研究应用于煤与瓦斯突出机理、纳米压痕标度、三峡三期围堰爆炸拆除等。
“一个人思想要开阔,就要与同行多交流。观点是在启发碰撞中形成的。” 强调民主讨论和学术自由交流是郑哲敏一贯倡导的理念。 “一个人如果不是为群众的利益工作,那么生活便失去了意义。”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邓从豪,当代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山东大学校长。
邓从豪1920年10月10日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便志向远大,中学时就熟读《牛顿传》、《居里夫人传》,“科学救国”是他的崇高理想。他从小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在厦门大学求学时,不但取得了化学系毕业文凭,而且学完数理系的几乎全部课程。1948年底,邓从豪到山大任教,此后,他在山大从事科研、教学工作长达半个世纪。
邓从豪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在配位场理论、电子相关理论、量子散射理论、过渡态理论研究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发表了22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5部学术专著,指导了30余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三等奖,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邓从豪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作为一名教师,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曾先后在山东大学化学系、物理系和光学系讲授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二十余门大学生和研究生课程,有些课程是在全国首次开设的。邓从豪的讲课特点是侧重推理,逻辑性强,思想严密,内容新颖而充实,总是适时地介绍国内外同行及他本人的最新科研成果,使听课者很快地进入本学科的前沿。从1956年起,他先后担任过化学系、光学系的主任、副主任,从1980年起,先后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校长。作为一名行政领导,他高瞻远瞩,驾驭全局,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蓬勃发展,他时刻关怀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教育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
“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实事求是,锐意创新”的16字方针,是邓从豪在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时提出的。他曾多次率山大代表团访问英、美、日、澳、加等国,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与科学研究,建立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他身体力行,不仅自己治学严谨,作风正派,还善于倾听下级、学生和教职工的意见。邓从豪还十分注意培养、奖掖学生和青年教师的自学本领与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他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解答疑难,一丝不苟地为学生和青年教师审阅、修改学术论文,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研究,而且用由他主持的科研成果所获得的资金建立了“青年理论化学研究基金”,奖励做出优秀研究成果的研究生和青年理论化学工作者。许多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助手和学生发出由衷的感叹:邓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做学问,而且用实际行动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年近八旬的邓从豪病重住院期间,仍在病榻上推演公式,试图更好地用超球坐标直接解出分子的本征解问题。1998年1月16日,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尽管身体已经很虚弱,但还是在床上查阅一本英文版的《群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