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说：“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中古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
张仲景所说的仓公即是淳于意。淳于意是临淄人，因做过齐太仓长，管理都城仓库，人们习惯上称他为仓公。仓公师从阳庆，阳庆传他“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他学了三年，给人治病，能预决病人生死，一经投药，无不立愈，因此远近闻名。
仓公切脉已臻化境。齐侍御史成自述头痛，仓公为他诊脉，诊断为疽症，其病因内发于肠胃之间，因贪酒所致，五日当肿胀，八日时便呕脓而死。果然，成于第八天因呕脓而死。
由于求医者众，而仓公又不常在家中，所以，病家常失望而归。日久，求医者开始愤懑异常。在众人看来，仓公能预知生死，有些病人却无药可医，病人家属就责怪仓公不肯医治，以致病人死亡。怨气积久了，终于酿成祸端。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有权势之人告发仓公，说他借医欺人，轻视生命。地方官吏判他有罪，要处仓公肉刑（当时的肉刑有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等）。按西汉初年的律令，凡做过官的人受肉刑必须押送到京城长安去执行。因此，仓公将被押送到长安受刑。
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临行时都去送父亲，相向悲泣。仓公看着五个女儿，长叹道：“生女不生男，遇到急难，却没有一个有用的。”听完父亲的哀叹，十五岁的小女儿缇萦决定随父进京，一路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临淄相距长安两千余里，一路上父女俩风餐露宿，尝尽人间辛酸。好不容易到了长安，仓公被押入狱中。为了营救父亲，缇萦斗胆上书汉文帝为父求情，请求做奴婢替父赎罪。上书中写道：“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缇萦认为，一个人受了罚，应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的肢体，让他的身上有了这样的印记，那么这个犯人就会遭人唾弃，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的刑罚是不能劝人为善的。她希望执政者采取可以替代肉刑的有效办法。
当朝皇帝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史书记载，汉文帝治国，恭俭仁厚，以德化民，海内安宁，百姓安居，人民乐足。汉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孝子，《二十四孝》记载的“亲尝汤药”说的就是汉文帝的故事。汉文帝见到缇萦的上书后，感其孝诚，免除了仓公的刑罚，同时颁发诏书废除残酷的肉刑。诏书曰:“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过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伶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不久，丞相张苍等人根据这个诏书废除了肉刑制定，颁布了新刑法。
汉文帝废除肉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是世界上首次废除酷刑。与肉刑一同废除的还有秦朝的“连坐”罪。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制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汉文帝的刑罚改革措施：
首先，废除肉刑制，取消黥、劓、刖刑，将黥刑改为髡钳为城旦舂，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
其次，取消肉刑与徒刑并施制，改肉刑与徒刑并施为髡、耐与徒刑并施，如完（耐）为城旦舂。
第三，取消无期徒刑制，恢复古代最高刑期为3年的制度。由于对罪罚较重的犯人施行三五百下的笞刑（打竹板），容易造成罪犯的死亡，公元前156年和前144年，汉景帝时继续减轻笞刑，将笞五百先改为笞三百，进而改为笞二百；将笞三百先改为笞二百，进而改为笞一百。并制定《令》，对施刑过程加以种种规范，限定刑具的规格，行刑部位只能笞臀不能笞背，以及规定行刑者不得换人。
不过此种刑罚制度的弊端在于废除了国家刑罚体系的中间部分，只留下最上的死刑和底部的笞刑，死刑和笞刑轻重相差过于悬殊，由此造成对犯罪事实的量刑困难，对于中等程度的犯罪，归于死刑则太重，归于笞刑又太轻。因此汉代乃至其后的魏晋都有人提议恢复肉刑。但由于整个社会的舆论形成，恢复肉刑会有残暴的恶名始终没能恢复。例如东晋时社会动荡王导等人有恢复肉刑之议，但当时真正掌握实权的王敦以“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为由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蛮族入侵执政肉刑又普遍恢复，隋朝建立后肉刑又被废止。
唐太宗时，采戴胄、魏徵议复肉刑，“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旧唐书·刑法志》）。太宗很快又觉得肉刑残酷于心不忍，对王珪萧瑀陈叔达等谈及，认为当修改，但他们都认为这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后有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令主事者参此奏章删改律令，以“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代替刖刑。流刑对肉刑的取代作用由此确立，唐以后相沿不改。
宋朝虽倍受异族的践踏勒索，但宋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达到封建社会颠峰。宋朝开国以来一直十分重视士大夫阶层，后人也常以此非议宋朝的“重文轻武”。宋代对士大夫的重视最突出地表现在宋太祖立“誓碑”，藏于太庙。以毒誓告诫子孙“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故有宋一代言论宽松，对大臣的处罚一般是贬为偏远地区的地方官。
由汉至宋1400年间，多数时期肉刑废除。唯独唐朝的武后时期，为打击反对势力任用酷吏，发明创造并引进海外种种匪夷所思的酷刑，实行告密和滥刑的恐怖政策，但仅限于武则天时期而且属于非法的刑讯。在此1400年间，甚至其后几百年的西方社会种种酷刑依旧五花八门。
中国汉至宋封建社会时期法定的刑罚基本固定为五刑：“笞、杖、徒、流、死”。笞刑，即用法定规格的荆条责打犯人的臀或腿，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等，用于惩罚轻微或过失的犯罪行为；杖刑，即用法定规格的“常行杖”击打犯人的臀、腿或背；徒刑，即在一定时期内剥夺犯人的人身自由并强迫其戴着钳或枷服劳役；流刑，即将犯人遣送到指定的边远地区，强制其戴钳或枷服劳役一年，且不准擅自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分为三等，每等加五百，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较重的刑罚；死刑，即剥夺犯人生命的刑罚，是五刑中最重的一种，分为斩、绞两等。
崖山一役，宰相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投海自尽，十几万宋朝军民随之跳崖殉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繁华的江南成为了一片废墟，经蒙元屠杀，元初四川行省不过数十万人口。
蒙元时期实施极端民族压迫统治，统治阶层除了蒙人多是些色目人。蒙元的刑法公开维护民族间的不平等：蒙古族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为四等。国家机构主要职务只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实行同罪异罚，维护蒙古贵族贵族地主的利益。为了压制汉人巩固统治采用大量的极端酷刑，如断手足、挖眼、拨皮、陵迟……
明朝由于受蒙元残酷统治的直接影响加之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残酷，立法指导思想为“重典治国”，发挥刑法的威慑力。其中，凌迟列入《大明律》，与绞斩并列，恢复肉刑，刑罚残酷，另有充军刑、枷号。
满清入关后颁布的清律不但全面继承元、明的酷刑，还制定了凌迟刑、迁徙刑、枭首刑、戮尸刑、枷号制度、刺字刑、发遣刑、立决与监候制度。清朝时还实行极端残酷的“文字狱”。清律的目的无非是维护清政府的绝对权力，对汉族和其它民族实行政治、思想高压统治。
纵观几千年刑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酷刑的废立，不仅在盛世与乱世时显示出巨大的差异，也体现出文明与野蛮的角逐。文明崩溃，这世道就会变成生灵涂炭的人间炼狱。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这是班固赞扬缇萦而作的诗。缇萦上书救父的孝行，万古流芳，成为后世孝道的典型。她以一人之力，撼动了国家的法律。她给汉文帝的上书，之所以动人，不仅是因为其中饱含真情，更多的是内含对人性与社会的思考。法制的宽容，也证明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