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兰陵笑笑生的笔下，临清是一个集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大都市，每年这里有数以万计的粮船从此经过，中外商人在此集散，几十万人的生存、玩乐、附庸风雅在大运河的注视下有序进行着，他们或尽情啄食大运河带来的便利，或贪婪沉浸在对物质、财富、欲望的无尽追求中，这些世间百态都被兰陵笑笑生所记录。然而，山东临清地区在明清之前一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这一切的繁华都得益于京杭大运河会通河的开通。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全程1700多公里，其中流经山东的会通河与卫运河近600公里，大约占了运河全长的三分之一。会通河开挖于元二十六年（1286）正月，元世祖采纳寿张县尹韩仲辉、太史院令史边源的建议，征调民夫3万人开挖。会通河开通后，不仅使得南起余杭（今杭州市）北至京城的大运河全线贯通，并使隋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航程缩短上千里。此外，明代为解决黄河淤积和水源不足这两大难题，人们用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等措施保证了河道的畅通。

运河的开通将沿途的州县紧密地连为一体，形成了以运河为轴线的经济繁荣的城镇带，出现了以运河沿线大小城市为枢纽和中心的不同层次的商业网络，从而形成了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业文化。它大体由四个相互衔接的层次构成，即：省际商业流通网络、州府际商业流通网络、县际商业流通网络和集市庙会网络。

临清和济宁是山东运河区域最早兴起的商业城市，都曾设立直隶州，一个位于山东运河北段，一个位于山东运河南段，运河的开通，使得它们成为山东运河岸边最大的两座城市，明朝时期，被列入全国33个大城市之中。与临清、济宁相比，明清时期的聊城、德州和章丘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要差一些，但运河同样为他们注入过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成为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聊城和德州都是鲁西北的军事重镇，比较而言，明清时期的德州军事地位更重要，而聊城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些。章丘虽然不是政治中心城市，但它的经济水平却不逊于聊城和德州，其经济辐射力超过了一般县级中心城市。 

最小的集市庙会网络的兴旺始于明代中叶，到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农村集市的发展在全省最为迅速。在当时，农村集市中产生了一种重要的交易形式——庙会。庙会多设在寺庙前，因该寺庙所供奉之神而称为某某庙会，如关帝庙会。庙会最早是一种祭祀神灵的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后来则增加了商品贸易功能即民间集市的功能，并且这一功能越来越重要，因而庙会逐渐演变出农村集市特征，成为乡集之外的又一农村市场形式，逐渐构成了覆盖农村经济的集市庙会网络。

另一方面，专制王朝将漕运看作国家命脉。会通河开通后，在山东建立征收、运输、储存漕粮的机构，每年数百万担粮食均由此运往京城。这些粮仓全都建在运河岸边，又被称为水次仓。明朝洪武到永乐年间，临清、德州、济宁相继建立了这样的大型水次仓。这些机构遍布于运河沿线的重要市镇，增加了运河市镇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其中有以官吏与粮仓管理人员为主的常住人口，也有往来运送粮食的粮户、运丁等流动人口，有从乡村涌向城镇的从事牵挽漕船的纤夫、装卸运输粮食的脚夫、从事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人口，所有这些，不仅使得运河城镇人口数量增加，而且改变了运河城镇的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漕运文化逐渐形成。  

山东运河区域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明清后，山东运河区域，经济性会馆遍布城乡，从德州桑园镇到兖州台儿庄，分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建立的大大小小数十座会馆、公所或寺、庙、宫、观，成为明清时期商业文化的载体和见证。山东运河区域的会馆，几乎是清一色的商业性会馆，这些会馆从建筑格局、装饰图绘、楹联碑铭、供奉神祗以及日常活动，都包含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如嘉道年间，聊城各地均建起了山陕会馆，这些会馆大都修有戏楼，时常约请各地戏班来会馆演出，有陕西秦腔、安徽徽剧、河北梆子等，加强了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在经济、文化的碰撞刺激下，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风民俗也悄然发生改变。因大运河的贯通和人们对水运的倚重以及商业繁荣而发生的变化，各种行业神、自然神和圣贤神的崇拜日益增多，其中水神崇拜、金龙四大天王崇拜和关公信仰最为普遍，成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关公崇拜根基深厚，关羽崇拜可与“万世师表”的孔子崇拜相提并论；但在其影响的广度上，关公崇拜又明显地超过了孔子崇拜。山东是关公信仰比较发达的地区，明清两朝，山东几乎所有的州县都建有关帝庙，特别是西部的运河区域，关帝信仰就更加普遍，这里的关帝庙数不胜数，其中重要的原因，关羽忠信仁义的精神品格与这一区域传统的民众心理极为吻合。

嗜酒与尚武，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风俗的另一突出特点。这种习俗的形成，既与一定的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大运河的兴衰有关。唐朝随着文化重心转移至江南，孔孟之乡的文化传统也渐趋式微，再加上天灾人祸频繁，鲁西的生存环境大为恶化，民风也由舒缓知礼渐渐变得劲悍刚武，喜欢喝酒的人越来越多。明朝开始，山东运河区域的制酒业迅速发展，民间酿酒、售酒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山东人的嗜酒善饮也开始有了名气。梁山好汉中各个都是好酒量，武松醉酒赤拳打死猛虎，鲁智深醉拔垂杨柳，李逵乘醉打山门等英雄故事数不胜数。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共产生出11位状元，其中有半数为武状元，这样的文、武状元之比在全国是罕见的；同时鲁西地区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武举人，这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正是基于此，清代后期，这一带才成为大刀会、义和拳、红灯照的故乡。鲁西民间的尚武之风成为运河流域独特的民风文化。

明朝时期海外贸易发达，特别是朝贡贸易。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外国使者开始经运河游历中国，他们大都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或经山东运河往返于京城与沿海口岸之间，或在山东运河各城市游览访问，经商传教。在山东运河沿线，常年可见东南亚各国朝贡的船只靠岸销货购物，各运河城市也都有东南亚各国的香料特产出售。如中日间的勘合贸易，据《漂海录》记载，弘治年间，崔溥等人从宁波沿运河乘船北上，路过济宁以南的鲁桥镇时，岸边民众误认为他们是日本人，所以用日本语向他们打招呼，可见当时来往于山东运河沿线的日本人甚多。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很多山东运河沿线城市及运河区域的风土人情。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不少山东运河城市的记载。西方人在运河区域的活动，传播了西方宗教和价值观念，同时他们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这里，客观上对运河区域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如今，在大运河岸边的德州市郊，有一座明代外国国王的陵墓——苏禄王墓，它是明清时期东南亚国家使团沿大运河往来的见证。苏禄国位于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苏禄国三王率领家属、随从三百四十余人来北京朝贡。九月，使团沿运河南下回国。行至德州，东王病逝。明成祖闻讯，赐谥号“恭定”，按诸侯王葬制为其修建陵墓。按照中国礼俗，明成祖让苏禄东王的长子回国继承王位，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刺及王妃、随从等十余人留在德州，守墓三年。三年过后，苏禄王的两个儿子及王妃等不愿离去，后获准定居德州，长期为苏禄王守墓，他们去世后也都葬在了苏禄王坟墓旁。按照中国的姓氏习俗，安都禄的后裔改姓安，温哈刺的后裔改姓温，苏禄王陵墓附近逐渐形成了安、温二姓居住的村庄。 　　

有人说，京杭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它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其历史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各方面的绝好实物资料。山东运河恰处在京杭运河中段，在这一带状文化遗产廊道中的民俗文化，更能代表先民迁徙流动而产生的多纬度商品、思想、知识、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更具有中国南北文化融汇撞击与相互滋养的特色，也更能体现运河文化善沟通重交流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