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与《桃花扇》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孔尚任才迎来了自己仕途的转机。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因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被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康熙二十四年(1685)初，孔尚任在京正式走上仕途。当他还来不及展现其满腹经纶时，七月初，即奉命随往淮扬疏浚下河海口，不想这一去便是四年。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也是创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
这四年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也在这期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他还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拜访了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结交了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其中更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黄云、邓汉仪、许承钦、龚贤、石涛等人。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后，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经十年创作，三次易稿的《桃花扇》正式上演，瞬间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同年三月，孔尚任升为户部员外郎，官阶从五品，但过了十几天，又突然被罢官。其实，对于罢官这个结果孔尚任或许早有心理准备，因为清朝时期为巩固满族统治，大兴文字狱，对思想与文化的压制达到顶峰。对此，孔尚任在写《桃花扇》之初为避祸起见，已经采取两种做法：一是直接歌颂当今皇帝，在《先声》中，通过老赞礼之口，列举康熙二十三年见到的十二种祥瑞，把剧本包上一层“忠君护主”的保护膜。二是文中回避清兵的出现，把史可法被杀改为投江殉国，这又是一层保护膜。可尽管如此，剧本中仍然充斥着满满的亡国之痛，引发遗民深深的哀思，看戏的人，“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遗老也，灯她酒阑，唏嘘而散。”对于统治者来说心怀故国是大忌，但由于上述两层保护膜，再加以孔尚任是孔子后裔，还得到过皇帝赏识而破格任用，罢官算是从轻的处理了。
回想这十年官途，孔尚任曾用“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来概括。曾经年少时对入仕一展宏图的憧憬，二十年后，只剩下心灰意冷。此时对于已经五十二岁的孔尚任来说，虽然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变迁的失落，但他已清醒的看清此时的社会，直指“盛世”为“浊世”。或许当时的孔尚任也没有想到，他虽因《桃花扇》丢了乌纱帽，但《桃花扇》却使他流芳百世。
《桃花扇》作为明清时期一部不朽的历史剧名著，它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歌女）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题材，结合政治风云和时代战乱来描绘、总结南明弘光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教训。其主旨，即在剧中《开场》中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品采取了“吊明”的创作手法，即“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实际上是借情言政。作品以侯李爱情为主线展现出明末时代风云的画卷，而“离合之情”又始终以一把“桃花扇”为线索。
“桃花扇”本是侯李二人的定情之物，是一把纸扇，侯方域送给李香君时扇上题诗曰：“夹道竹楼一径斜，玉孙出御富平车。清溪尽是辛夷数，不及东风桃李花。”后来，阮大铖诋毁侯方域与左良玉造反，侯逃到史可法部下，而漕抚田仰想强取香君为妻，香君守节“倒地撞头，血溅扇上”，经杨文骢取草木染之，成为折枝桃花扇，名为“桃花扇”。
在王朝更迭且反清斗争仍此起彼伏的时代，选择人们所谙熟又联系着国家兴亡的故事为题材，有意识地创作那种能够激发人民群众对于朱明故国的怀念，对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反抗，并从理性上总结一代兴亡的历史经验的新作品，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当时有民族良心的作家的愿望，更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目的。
比如写南明灭亡之际，李香君、侯方域分别暂住在栖霞山的葆真庵、采真观，在七月中元节烧香稽首相见时，二人缠绵柔情，互诉衷情，张道士怒斥之：“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并把桃花扇扯碎成丝条。侯方域和李香君听了“冷汗淋漓，如梦忽醒”，双双入道，从而坚定了出家的念头。真可谓“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孔尚任借张道士之口说的这番话，实际上也正是孔尚任对于南明兴亡的基本点，这对晚明崇尚情欲的思潮是一次反拨、修正。所以，张道士对侯方域的训斥，便是作者自身对晚明风气的质问，当国家倾颓，家国难保之时，怎能依然沉浸在男女的情爱之中？也正是这割不断的男女情爱，让明朝灭亡，是这种以情相尚的风气，让社会的伦常颠倒，而这，就是作者想通过《桃花扇》传授给观众的“道”。
孔尚任的这套崇尚正统儒学、理学的“道”，正是清初士人及官方的主流思想，但对晚明灭亡的病因归结为晚明崇尚真情实感，企图用旧理学来治理国家，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的倒退。同样地，当传奇这种通俗的文体、通俗的表演形式，被赋予过于沉重的思想，过多的教化，趋于雅致时，虽能与诗文同价，但其生命力也在急剧减少，也意味着，传奇的衰落，场上向案上的转变，传奇终变为少数文人的赏玩之物。
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桃花”常代美人之面，拟妖娆之态，系情爱之念，喻婚嫁之欢。桃花加纨扇，其色最艳，其怨最深。所谓“桃花命薄，秋扇怨多”。所以“桃花扇”既是李香君红颜姣好的写照，又是她薄命违时的隐喻，既是侯李爱情旖旎缠绵的象征，又是这一爱情悲凉凄惨的暗指。它的一体两面性，构成了《桃花扇》的凄艳境界，使《桃花扇》作为一部历史性悲剧，其中悲欢沓现、离合环生为我国古典戏剧的典型，但以悲剧收场，又是创新之举，这一具有残缺美的结尾，不仅是作者在传奇结构上脱离明人的结构，也同样是在思想上与明人决裂。
总的来说，孔尚任的《桃花扇》不遑说是清代最佳、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传奇。无论是内容、构思，《桃花扇》已经完全走出了明传奇的风气与影响，独树清代传奇之一帜，成为清代戏剧中的一朵奇葩。但同时，传奇的创作也以《桃花扇》为结点，逐渐走向衰落之路。就像近代学者吴梅评价《桃花扇》时说：“通体布局，无懈可击，至《修真》、《入道》诸折，又破除生旦团圆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场复不冷落。此等设想，更为周匝，故论《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