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餐还是共食？这是新冠疫情之后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人觉得，中国人天性爱热闹，围桌会食是我们的传统，其实，亲密会食的传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只有一千年多一点。有人则认为，分餐制并非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标配，中国才是最早进行分餐制的国家。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却未必完全准确。其实，中国古人三千年前就实行的分餐制，背后也不是我们今天秉持的“现代理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分餐制的国家，也是分餐制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最早在周朝就开始实行了。一些研究指出，分餐制在历史早期是氏族部落不得已的选择。在远古的齐鲁大地上，原始部落的先民们在茹毛饮血向刀耕火种的过渡中，沿袭着朴素的分餐方式：氏族内食物公有，食物烹调好后，按人数平分；没有饭桌，各人拿到饭食后，或站着或坐着吃；饭菜的分配先是男人，然后是妇女和儿童，多余的存起来。这种原始的分餐制，随着餐具等器物的改进而升级。
最初，先民们将有足的饮食器直接放到席上，后来每人面前放一个食案，各吃各的饭菜。据考古学研究，这种方式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已出现。考古专家发掘到公元前2500年时的食案实物，虽然木质已经腐朽，但形迹相当清晰。
在国家文明出现后，分餐制则是“长幼尊卑”社会等级秩序的诉求。随着相应体系的建立，一个具有悖谬意味的情况出现了：它既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秩序，又牵连出相对清晰的群己界限。真正让分餐制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是它发展成一种礼仪后，所体现的尊卑。《礼记》记载：“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豆”是一种盛装食物的容器。当时，分餐制度中所用餐具的多少，需与身份、地位匹配，有钟鸣鼎食之家，亦有箪食瓢饮之户。同时，“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礼制伙食标准，以制度、道德的约束，让分餐制超脱了基本的取食方式，化为封建社会等级的体现。
从此，席地而坐、据案而食，成了晚唐以前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的主要就餐形式，也影响着平民的生活习惯。在山东多地出土的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却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场景。在南北朝时，山东郯城人徐孝克在陪侍皇帝宴饮时，并不动筷，可摆在他面前的肴馔却无端减少了。原来他将食物悄悄藏到怀中，带回家孝敬老母去了。皇帝知道后大受感动，下令以后御筵上的食物，凡是摆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带回家去。
根据《礼记》的记载，当时聚餐时特别讲究主宾之别：“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乡饮酒义》）由于主宾位置可以不断转换，一种确定个体边界的交往体系必然成形。这是分餐制的主要成因。
《史记·孟尝君列传》曾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聚餐过程：“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饭不等”竟使来宾愤怒，这是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这说明当时的个体已经具有了分界意识。它虽然还不能等同于现代的主体间性理念，但已经牵连出一套分配的法则。
不过，均分并非当时的惯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等级制又衍生出严格的食物分配法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义》）成书于唐代的《太白阴经》也有类似的说法：“古人出师，必犒以牛酒，颁赏有序，殽席有差，以激励於众。”
中国是如何从分餐制过渡到合餐制的？西方的分餐制与中国的分餐制有何不同？今天我们呼吁的分餐制，与中国古代的分餐制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分餐制是昨日黄花今又俏，这一古人的传统食俗，其存在的时间远远超过“会食”的历史。
“一起吃大桌饭”在今天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传统”，但事实上，中国人也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有机会选择“合餐制”。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合餐制的出现同样属于社会学叙事。自秦朝开始，分封制迅速被大一统的社会体系所取代，而这直接影响了个体的就餐方式：其一，周朝严格而繁琐的礼仪体系开始被废弃；其二，个体被抛入均质化的社会结构之中。随着这两个特征的凸显，就餐方式便可能出现由分而合的转变。当社会结构同质化之后，对“合”的要求必然占据上风。虽然分餐制从来未被完全舍弃（依然被上层社会所沿用），但一个新的饮食风尚已经兴起。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有关“同盘”的叙述形成了绵延的谱系：“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魏书·列传·卷四十六》）；“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五》）；“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六·诙谐二》）
正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动荡中，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一次次强烈冲击。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这就为围桌吃饭提供了基础。
于是唐代出现了“会食制”，还是分餐，不过是在一张大长桌，桌子越大了，能摆的菜就越多。但是，古人从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尚有一段过渡期。如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中，就透露出蛛丝马迹。《夜宴图》为一长卷，夜宴部分绘山东青州人韩熙载及其他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赏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们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八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具，互不混杂。这说明分餐制的传统制约力还很强，在会食出现后它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到宋代时，合餐制开始定型，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出现在餐厅里和饭馆里。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北方民间有红白喜事会食时，有专人掌筵席礼仪，谓之“白席”。白席人是会食制的产物，他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食客行动、掌握宴饮速度、维持宴会秩序。现代虽然罕见白席人，但每张桌面上总有东道主一人，他的职掌基本代替了白席人，他要引导食客一起举筷子，一起将筷子伸向同一个盘子。
到明代，民间几乎忘记了分餐制的存在。清朝，合餐制真正成为主要的进餐形式，延续至今。
如果还原到历史性的维度，就会发现，合餐制和分餐制不是文化基因的体现，而是特定语境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它是社会叙事中的片段。既然中国也经历了从分餐到合餐的转变，那么，我们就不能将特定的饮食方式等同于民族性的外化。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卫生运动”在国内大举开展，从餐馆到地方政府，再到1958年后的公社食堂，公筷分餐，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当时《人民日报》对安徽省推行公筷制的评价，有这么一句话：“一件对人民健康极为有益的移风易俗的大事情。”在疫病横行的时代，公筷与分餐，俨然成了国运所系。从此，公共卫生状况，与时髦消费观念，成了推动中餐分餐制的双手。
改革开放后，随着快餐、自助餐进入中国，又一批中国人，开始将分餐视为一种日常。1988年，一碗毛蚶引发的上海甲肝大爆发，再次让人们想起分餐制，以抵御通过消化道传染的甲肝病毒。再之后，就是2003年“非典”带来的新一轮分餐热了。
目前分餐制只是产生了局部性的影响，但也很可能说出了未来的大趋势。在转变发生的过程中，观念上的变化需要时间。当许多人觉得使用公共餐具影响了亲密感时，显然忽略了个体之间应有的界限。事实上，公共餐具的引用可能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最好选择：它既保留了传统合餐制的平民主义精神，又避免了个体之间的交叉传染。
我们的主要诉求是建立个体交往的必要边界，倡导更加符合现代精神的就餐方式。古代的分餐制凸显地位之别，现代分餐制强调个体之间的合理界限。这两者之间具有根本的不同。现代分餐制所针对的不是合餐制中所内蕴的平民主义精神，而是它对个体界限的僭越。譬如，在杯盘狼藉之际，个体之间的界限被忽略乃至遗忘。这种场景显然具有应该反思的社会学内涵。
